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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维金斯基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时过于相信蒋介石，使中国革命吃了很大的亏。米夫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还最早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罗米那兹提议撤销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65.“牛兰夫妇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谜（上）
在任何一本辞典或者党史的资料里，都不难找到关于李德的条目。他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然而，正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军事顾问，曾经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却因为他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
很多言论把李德所犯的错误归入共产国际的指导。那么李德这个人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真的是来自共产国际吗？他来中国干什么？他的到来，又给中国工农红军的这种革命战争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李德所带来的大量的谜团。仅仅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花掉了七八十年的时间。
要弄清李德的真实身份，我们必须从一个更远的源头去追寻。
历史中很多事情的由头，都是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是由极大的偶然性串在一起的。就像恩格斯所讲的那样，历史的必然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向前演进。
1931年6月就有一个偶然事件。
共产国际的信史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了。英国警察把约瑟夫抓捕之后，经过审问，发现约瑟夫是向马来西亚共产党人转移经费的。这些经费从哪儿来？从上海来。约瑟夫带的文件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当时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上海又有英国最大的租界，英国人高效地作出了他们的反应，立刻通知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务处，通过这个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迅速查实这个地址。
这个地方住着牛兰夫妇。因为牛兰夫妇是被新加坡发生的事牵涉到的，并不是上海的地下党被破获了，或者什么交通员叛变了，可以说事先毫无预兆。牛兰夫妇来不及转移密码，也来不及转移账本，密码和账本被全部缴获。
有一个电视剧叫《潜伏》，片子的主角是余则成和翠平，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就相当于他们这个地位。当然，《潜伏》的片子它是一个艺术的描写，而牛兰夫妇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牛兰夫妇被捕之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者的素质和纪律，那么多证据都被掌握，上海租界从多方入手，但居然无法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们企图从牛兰夫妇一家操的语言上打开缺口，一定要证实嫌疑犯来自苏联。结果发现，牛兰夫妇当时年仅四岁的儿子吉米，也只会说德语，不会说俄语。
搞了很长时间，租界当局的审讯者和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搞清楚，牛兰夫妇到底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工作人员，还是在上海冒险经营企业或者贩毒的西方人士。一直到了20世纪末苏联解体，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档案披露，才证实了牛兰夫妇当时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主要负责人。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中开始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契卡”，到欧洲数国执行任务，在法国被捕，被判处两年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被共产国际定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
牛兰夫人的真实姓名是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她同样在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恋，1930年年初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夫妻。穷人家庭出身的鲁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玛依仙柯的结合，使他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他们在上海的任务主要有三项：
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与中转；
二是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
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即使外行人也能从这些任务看出来，牛兰夫妇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正因关系重大，所以负责此事的人必须有丰富的经验，行为必须分外谨慎。牛兰夫妇完全符合条件。他们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
牛兰到上海的最初一年多里，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如果不是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牛兰夫妇就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联络站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祸不单行，牛兰夫妇虽然口风很严，但是恰恰赶上了顾顺章叛变。
66.情报要员叛变，中共主要领导人死里逃生
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负责人，负责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资金流等工作。牛兰夫妇被捕，使得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当时，牛兰夫妇隐蔽非常深，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无可奈何。
那时的上海有个特点，全世界的各种投机者使用各种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骗钱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布租界内外，见怪不怪。牛兰夫妇被捕，从口供、身份辨别不出来要害证据。案子虽然棘手，但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但就在这个关键点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上海工人武装力量纠察队副总指挥，一度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大”以后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特科负责人是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人就是顾顺章。顾顺章对党的秘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损失。
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给徐恩曾做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在顾顺章叛变的第二天获得情报，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的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向外转移。对此事聂荣臻同志有段回忆，说：“那两三天非常紧张，恩来和我们都没合眼，终于抢在敌人之前完成任务。”
当国民党军政人员按照顾顺章的口供扑到上海，把各个据点一扫而光，绝大多数据点都没有找到。后来，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当然他说得太绝了，哪是差5分钟，周恩来同志其实早就转移了。
后来周恩来多次讲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中。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虽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顾顺章叛变的影响被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于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并没有暴露身份。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见效果。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代英获得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代英提前释放。
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时顾顺章叛变了，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两个人物就是牛兰夫妇。
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1931年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二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这两人潜入瑞金。后来行动没有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这件事。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里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
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使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瘫痪。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做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组织具体的营救工作，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