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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街穿巷，来到顺子家院墙外，也不用敲门，直接一个蹿跳进了院子，溜到屋门口一推门，竟开了。她这是故意给我留着门呢。
我心里激动着，闪身进屋，随手关了门，径直进了东屋。
“来了……”顺子媳妇躺在被窝里轻声问道。
我嗯了一声，脱鞋上炕，刚要脱衣服，她突然道：“等会。”
我一愣：“咋了？”
“我问你，你咋和二赖子媳妇咋一天回来了？是不是你俩一块去外地了？”她严肃地问道。
我娘，她这一问，把我惊得是心惊肉跳，哪敢承认呀，忙摇头道：“啥，你说啥？二赖子媳妇也才回来？她去哪儿了？住了多长时间？”
我这一反问，把包袱又抛给了她。
她道：“你刚走没几天，她抱着孩子也被三麻子送走了，今天上午才回来，据说她的孩子得病死了，她为此也病了好多天呢，身体差不多了就回来了。”
女人就是女人，顺子媳妇虽然在大户人家待过，但智商还是比见过世面的城里女人差一截。
有她这话垫底，我就有了随口反驳和解释的理由。
把对她的行踪底细推的一干二净，说我去济南按假眼球了，在医院里呆了一个多月，眼球弄好后就急急回来了，家里的事半点不知道，二赖子媳妇的事就更不清楚了。
再说，三麻子跟她有一腿，你也不是不知道，退一万步说，即使我想勾搭她，麻子能同意吗，不跟我拼命才怪。
顺子媳妇一听，乐了，说是故意逗你呢，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嘻嘻。
于是，我们逗笑了一阵，接着就鏖战起来。
顺子媳妇是久旱逢甘霖，举动野巴巴的，叫声也大，很是当了几回神仙。
不知不觉已过了半夜，我也要回去了，她恋恋不舍的叮嘱道：“明晚没啥事的话，我等你。”
我晕，明晚？我不定早当新兵蛋子去了呢。
可这事也不敢跟她说呀，要不一时半会又走不了了。
便含混地应了一声，出了门，急急回到了家，又硬着头皮进了赖子媳妇屋。
这样来回一折腾，天色也快明了。
正在被窝里搂着赖子媳妇迷糊呢，忽听西屋的麻子开始叫唤了：“郭子，郭子，起来，都鸡叫三遍了……”
我懒懒地应了一声，极不情愿地爬起来穿了衣服，圾啦着鞋，揉着惺忪的睡眼来到西屋。
“去院子里洗洗头，换身新衣服，捯饬的精神一点，吃了饭我让人召集村民开个小型欢送会，送你去乡上报到。”三麻子腿伸在被窝里，披着衣服坐在那儿，表情认真地道。
我应了，出门仰天长叹一声，知道这样安稳幸福的日子结束了，接下来就要去炮火连天的战场考验生命去了，而，这正是我最厌烦最头痛的事。
尤其不喜欢约束，共军规矩太多，在我看来，比蹲监狱还难受，唉，要早知道有今天的结果，当初老实地呆在沂蒙山根据地王团长那儿，现在也熬大了，起码是个营长，甚至更大的官。
这特娘的都是命呀。
我按照三麻子的吩咐，洗脸、换衣、吃饭、接着胸前被戴上大红花，在乡亲们面前发了誓，一定为祖国献身，云云，然后骑上高头大马，由三麻子在前面骑着驴引领着出了村，一路向乡政府驻地走去。
出了村好远，回头望望村口，相送的村民都已散去，唯有赖子和顺子媳妇站在那儿久久不动，阳光下，似一道美丽的风景，触动了我最心中某根最柔弱的心弦。
我知道，她们明面上是以积极分子的家属代表相送，实则都是……
唉，苍天厚土，江湖路远，这一去，不知将会遭遇什么，最终能不能活着回来，一切都是未知数啊。
从乡到县鼓捣了不到一天，我就由一个俘虏变成了解放军战士。
在这儿可不同于国军那儿，纪律严着呢，不但白天要打靶跑步锻炼身体，晚上还要学唱歌，且都是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
新军营里也经常有戏班子来演戏，比如《白毛女》、《兄妹开荒》等热剧，很多新人都被台上人物的命运或感动痛情或义愤填膺，哭的是稀里哗啦的，每每这时候，就有党员和积极分子会突然站起来举臂高呼口号。
众人自然也是紧跟呼号，那气氛真是热血沸腾，好像我们就是战无不胜的救世主，天下穷苦人都在水深火热中等着我们去拯救。
我这个二混子的思想也有点热乎了，跟着部队很是激动了些日子。
半月后的一个夜里，我们这批潍县新兵整装出发，一路向南方开拔。
因为，自百万雄师过大江后，部队伤亡太大，战线也拉长了，继续补充兵员。
就这么的，我们没白没黑地连赶了七八天，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乘渡船过去，又往南插了两三天，来到了浙江地界，休整了几日，就上了前线。
仗打到这个时候，基本就是一边倒了，国军就是逃，毫无战斗力了，而解放军就是追，碰到敌人，刚拉开架势要打，人家却又窜了。
所以，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时间最头痛的就是赶路，白天赶，晚上也赶，很多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当然也有一睡永不起的。
一九四九年农历六月上中旬，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们进入了广西地界，任务是追剿国军残余和无处不在的土匪及地主武装。
这儿山高林密，地势艰难。
大部队也化整为零，以一个连或排为单位，分片包干，清剿各自地盘上的反动势力。
我所在的是一个排，有二十三人，排长叫李大干，是个只有二十出头，个子不高，面色黝黑的南方人。
我们三班班长叫张小小，山东兵，跟我是老乡，他人高马大，勇有余而智不足，不过有我这个副班长帮衬着，屡建奇功，所以他对我是言听计从。
我们手下有四个兵，河南、山西、江苏、广东的各一个，虽然口音不同，但都是穷苦出身，能吃苦，也能吃饭，很朴实。
平常，我们以班为单位，四处侦探可疑动向，一旦有事，就迅速集结，集中力量打击。
这也是解放军的老传统，拿手好戏。
一天，大约是农历十几吧，我们班奉命翻越、跋涉了三座山头，两条河溪，来到了一个寨子外围潜伏下来。
这寨子叫旺贡寨，寨子不大，远远望去有十几座吊脚楼和茅草屋，周边圈了一圈篱笆，还有一个瞭望的哨楼，不过上面没人。篱笆外侧是一条环绕寨子的小路，再外围就是茅草和杂树了。
据说寨里有一股土匪或地主武装。
我们的任务就是观察盯梢，最好是抓个‘舌头’，掏出情报。比如敌方的窝点，兵力部署，及他们纵横串联的暗号等。
这种潜伏抓‘舌头’攻寨子的事，在影视剧中和文艺作品里都演烂了，无非是惊险有余而智勇更足，最后以极小的代价全歼敌人，获得胜利等等。
但现实中，那种情况有是有，却很少，更多的是敌人不是傻子，也不会抓到人后放着不杀，等他成功反击或逃出。
而我们遇到的情况更操蛋，傍晚的时候在一片甘蔗地里刚潜伏下来，一个士兵就被毒蛇咬死了。
心惊胆战地刚把那士兵挖坑埋了，另一个人又稀里糊涂地掉进了陷阱，生生被井底的尖木穿了几个透心凉，瞪眼张嘴地呜呼哀哉。
这特娘的，还毛事没成，就牺牲了俩人，剩下的四个人有些神经质了，老实地趴在一堆，连动都不敢动，生怕又有意外发生。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雾气也笼罩了整个田野村寨，几步外就看不清人影。而这也正是我们摸哨的最佳屏障。
班长张小小决定由他带着一个战友借着夜色和浓雾摸到寨子边缘伺机抓个活口。我和一个外号叫豁牙子的河南兵留守。
行动前，我们约好，一旦听到枪响，我和另一名战友就拼命打枪，吸引扰乱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掩护他们撤回。
我们谨记在心，抱着卡宾枪，望着张小小俩迅速消失在浓雾里后，便趴在那儿伸头支耳地紧张地听起动静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前面寨子那边始终没有动静，而张小小俩人也没踪影。
我心里就嘀咕起来，这工夫也有半个来小时了，难道张小小还没瞅着目标？还是在浓雾中迷了方向，摸到别的地方去了？
又一想，不可能，我们距离寨子直线距离不过二百米，寨子那么大，他俩就是闭眼走也不会错过。
于是继续等。
这样又等了约三四十分钟，还是吊毛动静没有。
我身边的小战士也急了，用河南话低声问我：“郭班长，他俩咋还没回来呀，是不是被寨里的人黑了？”
这也有可能，但以我久经沙场的经验猜测，这种可能很小，因为即使被逮，起码会传来枪声或喊叫声吧？就是稀里糊涂地掉进陷阱里，也会发出撕心裂肺的惊吼呀。
我顶着一头雾水，低声道：“别瞎说，张班长厉害着呢，他俩不会出事的，肯定正在吊脚楼附近寻目标。”
小战士不吭声了，我俩又紧抱着枪，伏在那儿眯眼听起动静来。
可，一等没有，二等不见，直到又过去了近两个小时后，前面还是任何动静都没。
即使性格再好，再能沉的住气的人也会毛了，何况我俩。另外，身上也被大脚蚊子叮糊了，手、脸、脖子，甚至屁股上都鼓起了一层层的疙瘩，既痒又痛，难受的要死。
我们小声嘀咕了一阵，决定悄悄摸上去看看，到底是啥情况，反正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回去，否则，没法交代，李大干排长也不会饶了我们。
我俩悄悄从地上爬起来，抱着枪，眼紧瞅着脚下的地面杂草，猫腰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往前面移动。
出了甘蔗地，颤颤巍巍地试探着越过田埂，沿着脚下被踩倒的茅草，继续往前摸去。
夜色如墨，浓雾困绕，我的夜眼也看不见啥东西，只能用那只肉眼模模糊糊的估摸脚下和前面。
有时实在太费劲，就干脆闭上眼摸索。
就这么着在黑暗和浓雾中往前摸索了约十几分钟，脚下还是杂草和水洼，间或有几棵杂树。
我心里估摸着应该快接近寨子外围的篱笆墙了吧。
便蹲身眯眼往前瞅了瞅，但这是徒劳的，因为四周皆伸手不见五指。
于是只好再起身往前一点点摸索。
这样又摸索了约十几分钟，蹲身瞅瞅，还是没发现任何东西，除了没人高的茅草就是杂树荆棘。
你娘，难道我们也迷失了方向了？
我想到这儿，心里就虚了起来，也不敢再往前瞎走了，转头伸手想把身后的小战士止住，可摸索了几下，竟只抓到了一根树枝。
咦，不对呀，他一直紧跟在我屁股后的呀，有时脑袋还顶我腿上呢，这咋又落下了？
我蹙了下眉头，低声叫道：“豁牙子，豁牙子……”
黑暗中，后面没有应声。